为啥万历圣上没能指导大宋代走进资本主义?四
分类:中国历史

一些经济学家为万历喊屈,说他的增收矿、税其实是总体商业税的增收,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因为在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末,改倚农而重工商是大势所趋。这样所谓的重视工商的行动,在经济角度似乎是正常的,但是人类社会,人文环境,并不是像公式化一般单一。我有一位导师曾经大批过某经济学家“不懂历史”,因为他们在改革经济措施的时候,没有把人文和社会整体因素考虑在内,这也就是问什么历史学家大多对万历的矿监税使采反对意见了。事实上,作为一个长期怠政、连张居正改革都能说扔就扔的君主,这家伙真的不大可能有“增值商业税”这种意识,最多有一些朦胧的感觉,也是建立在因为工商业兴起、有利可图的不正当出发点上。

明《南都繁会图》,描绘当时江南繁荣发达的商业经济

关于万历外派矿监税使的行为,有人拿它跟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做比,因为矿监税使是从工商业下手,是因明末工商业迅速发展而应运而生的举措,而一条鞭法也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发展、货币流通加快而产生的。从经济角度看,似乎都是合着进步的节拍,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想,这是截然不同的。张居正的条鞭法是很温和的,他利用了生产逐渐商品化的规律,简单来说,无论是农还是工商,货币都要比实物更加方便,这样的改革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颠覆,但是基本上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它本身的经济改革度不是非常大。

明代,江南一带经济富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是着名的江南小镇乌镇。

其实我们给大家展现的明末的新变化,仅仅是对比从前完全农业、工商比例极小的状态,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如果想做到以经济基础带动上层建筑转型,还差得很远很远。资本主义萌芽,顾名思义,所谓“萌芽”是多稚嫩的样子啊,商品经济虽然进步,但是并没有形成市场,没有集聚效应。明末的工商业发展比例十分不协调,基本只集中在东南,一些大城市才有,而且门类单一,规模有限,广大的内地农业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明代百姓的观念也只停留在传统封建意识上,虽然对商人的鄙夷不那么过分了,却依然保持着“士农工商”的古老记忆,就连因工商发家的富人,也会想方设法广置良田,尽早摆脱工商身份。我曾经接触过一个着名的历史课题,叫做“李约瑟难题”,大致就是疑问,为什么古代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国没有率先走进近代化,这个问题的解释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就是外国人甚至说今天的中国人都很难想象,农业自然经济在中国古代的地位是多么顽固有力,而因这种自然经济创造的上层建筑,也同样难以撼动。可以想象明末的经济发展,有类似于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变化,在强大的传统社会下是多么微不足道!而此时利用这样稚嫩的新型生产状态增加什么商业税,开始促进什么资本主义进步,无疑是天方夜谭。这个社会接受不了,发展压根没到那个水平,皇帝也没那么神话。不要用现代的眼光去思考当时的事情,我们需要还原给史实一个合适的历史背景,才能有权利给事件一个公允的评价

现代资本主义并非一个经济模式或商业行为,而是一种思想、一项制度。现代资本主义在君权至上,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社会等级森严,思想管制严密的中国皇权社会,根本不会有萌芽的土壤。着名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而万历的矿监税使可就不是这样了,他的尺度要大得多。有人说万历这样拿工商业开刀,是为了弥补明代税收的畸形,因为明代税收规定依然倚重农业,在工商业方面很欠缺,万历大哥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才高瞻远瞩地准备把国家从倚靠农业的大坑中向工商业的光明方向引去,但是却受到了满朝尤其是东林党的猛烈抨击,只有宦官朋友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他在这条孤独高冷的路上走着,一个叫田口宏二郎的学者甚至说:“宦官们在征收各种税目时的态度,与其说是暴虐恣睢,不如说是作为官僚的负责努力。”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和众人想法步调一致的是普通人,比众人的想法晚一步的是蠢材,比众人想法早一步的是天才,但若比众人想法早两步,那就是神经病了。万历在明末就能用以税收的方式刺激,从倚重农业转到倚重工商业发展,开启我国近代化历程,不得不说是早了两步。而且居然还带领着一批“忧国忧民”、同样高瞻远瞩的宦官天才进行经济改革大业!呵呵,如果他不是穿越过去的话,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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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万历应该不是穿越回去的,他脑海里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念,他只是带着一点隐约的感觉,觉得民间这些变化应该是可以给他的财政收入做些贡献的,他也没敏感到用什么改革手段给他的庞大帝国脱胎换骨,不然就不会派一群宦官折腾百姓去了,这些只晓得捞金告密心理扭曲的宫奴,就更不可能是抱着社会转型的目的去做变法大计的。本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举措,这样一来就变成了我们上文提到的人神共愤的景象了。不是说出发点还是很有远见的吗,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这样不对,那应该怎样呢?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继续得到壮大呢?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明朝封建政府的压榨和摧残。比如说,丝绸、瓷器和茶叶是中国历史悠久、驰名世界的主要商品,很久以来,在国内外有着广阔的市场。这几项制造业应该是最有可能出现生产方式变革的领域,但正是这几种商品的生产遭到了封建宫廷和官府的严厉控制、垄断和掠夺。如苏州是明朝纺织业的中心,也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最为明显的地方。万历二十九年,织造太监孙隆来到苏州检查征税情况,以此为生财之道,设立了名目众多的税项,结果使得“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当地的丝织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再如万历二十四年,明朝政府允许各地开矿,可同时却又派出大批宦官去做“矿监”、“税使”,一时中官遍天下,他们到处横征暴敛,残害百姓,使全国许多重要的工商城市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明后期的横征暴敛只是个别行为。相反,与西方特别是西欧国家相比,明朝政府对工商业的征税事实上要少得多,近代西方的兴起正是建立在对工商业征收重税的基础上的,而我国明朝对工商业的“轻徭薄赋”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阻碍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还有一部分学者则指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仅仅是一些学者基于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简单中西对比之后,根据一些相似的经济现象进行判断而得出的,因此从逻辑上讲不够严谨。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当然是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只是一种经济行为,如果可以仅仅以一种外在经济行为或生产方式来下断语的话,或者认为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经济方式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在春秋时期资本主义就已经萌芽了,汉朝则已形成相当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宋朝简直可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资本主义社会了。事实上,当时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由于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而是中国自身的传统经济模式在起作用。

我可以试着为大家分析一下当时的史实,我们就知道他的矿监税使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了。明末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因为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产品除了供给生活需要,还有结余可以作为商品来交易,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些更发达的地方,出现了专门为生产商品而运作的部门,典型的就是东南苏浙一代的纺织业,明代着名小说系列“三言二拍”里就体现了这种部门,因为纺织技术纯熟,逐渐扩大规模,并雇用人员来为其生产,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现象,这种雇佣关系和生产现象,就被定义为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另外,因为航海业的进步,我国沿海一代也常有前来做生意的外国商人,有了外来的交易。因为这些变化,就连农村也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古老状态了,相互交流变多,货币也在社会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君子爱财的利益概念也更加盛行,商人不再是一个末等地位的少数人群,手工业、商业,跻身入行,这样的大势之下,就连皇帝也忍不住萌生几分对金钱的热情。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派出矿监税使,为他在这些新兴的矿业、工商行业开辟新大陆的。这样看来,蛮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求的,我们的万历大哥还是很有远见卓识呢啊。

十六世纪在世界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当时随着文艺复兴、商业革命等的相继发生,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逐渐形成,可以说,从十六世纪初到十七世纪中叶,西欧已经从封建时代进入了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而与此同时,中国却正在从先进沦为落后,日益走向封闭,其中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中国是不是错过了某种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契机?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能不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呢? 明朝是继宋朝以来我国商品经济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一些明显的转变,而这些变化与早期的近代西方发生的变化存在一些现象上的相似性。目前国内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明朝中后期经济领域出现的某种转变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如果能顺其自身成长轨迹继续发展的话,中国也会像西方国家一样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他们的基本看法大致是认为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商品货币贸易活跃,手工工场规模扩大,一些大商人向手工业生产投资,江南纺织业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样类似于现代劳资雇佣关系的现象。农村则以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白银代替实物税,农产品趋于商品化等等。此外,在文化方面,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抬头,市民文化流行,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受到来自民间一定程度的置疑和冲击。这样的现象在相关资料中多有反映,如明朝小说《三言》《二拍》是描写当时市井生活与市民文化的杰出作品,其中就有很多内容涉及到当时经济的发展状况。《施润泽滩阙遇友》有这样一段描写: “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这段话反映了当时苏州地区,特别是盛泽镇丝织业发展的盛况和丝绸贸易的繁华景象。作品中的主人公施复开始只有一张织机,是“妻络夫织”的小生产者,后来生产不断扩大,不下十年,就积累财产“数千金”,“开起了三四十张绸机”,成了很大的工场主。学者们认为这样的描写正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代小生产者通过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上升为工场主的情况。

工商繁荣 明朝资本主义萌芽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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