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微 户晓辉]“风俗学的中华夏儿女民共和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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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通过追溯民俗学表演理论兴起与形成的社会历史和学术背景,揭示了表演理论作为美国民俗学的一种学科理论与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经验的内在关联。表演理论导致的范式转型使美国民俗学趋向于关注现实、民众以及日常生活过程与实践。本文最后提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是与表演理论相关,但对民俗学更具潜力的理论框架。关键词:实践 (practice)、表演 (performance)、范式转型二十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美国民俗学范式转型的时期。在1967年美国民俗学学会的年会上,丹本-阿莫斯 (Dan Ben-Amos) 宣读了他那日后影响深远的论文初稿[1],提出把民俗定义为小群体中的艺术性交流[2](Folklore is artistic communication in small groups)。1972年,理查德多尔逊(Richard Dorson)编辑的《民俗与民俗生活导言》出版,[3] 作为一本集体合作的民俗学研究入门书,多尔逊在概论部分中总结了当时的各种民俗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如历史-地理学派、功能主义、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口头-形式理论等等。几十年后,当人们还提到这本书时,却往往是因为多尔逊最后提及的一群具有民俗学博士学位、正崭露头角的少壮派(young turks)民俗学家,如罗杰亚伯拉罕 (Roger Abrahams)、丹本-阿莫斯、阿兰邓迪斯 (Alan Dundes)、罗伯特乔治 (Robert Georges) 和肯尼斯苟思丁 (Kenneth Goldstein),说他们正在酝酿形成新的学术流派。[4] 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尔逊的《民俗与民俗生活导言》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为同在1972年,这群少壮派出版了《走向新视角的民俗学》(下称《新视角》)[5],不仅收入了本-阿莫斯的上述论文,还有亚伯拉罕、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邓迪斯、苟思丁、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等的论文。在其导言中,鲍曼明确指出,这些作者共同的一个关注点就是有意识地要使民俗学从传统的关心事项(item)民俗材料 (the things of folklore) ,转向事件(event),而关心民俗实践 (the doing of folklore),并提出表演的概念是这些论文的一个基本组织原则。[6]几十年后,《新视角》的出版被认为是美国民俗学史上的一个分水岭[7],因为它不仅代表着以表演理论或曰表演为中心的研究方法(performance-centered approach)在民俗学中的全面崛起,也意味着从欧洲大陆传到美洲的民俗学一门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却与现代性保持独特紧张的学科在美国本土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经验中产生了自己的学科理论。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民俗学最早诞生于德国,它源自现代化过程中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潮对自然与传统生活深刻的乡愁。在德国,由于民族国家形成而发展出的民族主义又使自然与传统演化成代表民族过去的民族精神。继之而起的英国民俗学虽受德国的影响,但它也来自英国自己的对流行古物(popular antiquities) 研究的传统。[8] 19世纪后半叶,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如泰勒等人进化论的文化理论给英国民俗学以深刻影响。在这种单线进化的关于整体人类文化的宏观描述中,民俗突破了其与地域与民族的独特纽带,变得可以以某种方式从其生长的土壤中剥离出来,成为标记人类文化发展不同阶段的遗留物,并因其跨文化分布而成为可供跨文化比较的种种事项。[9] 可以看出,由于民俗学在德国与英国发展的背景不同,源自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而对特定地域的强调,与源自人类文明整体进化的观念而对比较的强调,成为民俗学学科内部两种时而交织、时而分离的发展动力。到20世纪初直至三、四十年代,跨文化比较的方法由于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发展而成为主导,不仅风靡欧洲,而且影响到美国。美国学者斯蒂斯汤普森(Stith Thompson)对故事类型和母题分类的发展,使美国民俗学开始具有世界影响。但显而易见,美国民俗学也面对其独特的传统与文化。总体而言,欧洲各国民俗学都针对其民族文化内部一个长期的农民文化传统,而这却正是美国所缺乏的。美国民俗学会在1888年成立之初,主要包括两个研究领域:新移民所保留的各种旧大陆的遗俗和印第安土著的文化后者在进化论框架中显然处于一个更古老的阶段却与美国文化没有血脉联系,便被称为神话学(mythology)而非典型的民俗学材料。[10] 但很快的,由于缺乏深厚的历史传统,民俗在美国被重新界定为不依赖文字而代代相传的口头传统与信仰。[11] 这种对口头传承的强调从某种意义上把欧洲民俗学所追寻的遥远历史变得不太遥远,并最终导致美国民俗学的现实转向。

民俗学的中国实践:理论与方法的系统性研讨会(草 案)

[吕微 户晓辉]“风俗学的中华夏儿女民共和国推行:理论与艺术的系统性”研究研讨会。  一、缘起与宗旨  2012年12月,韩国民俗学会召开了以21世纪关于民的重新阐释和民俗学为题的国际会议;2013年5月,日本民俗学会召开了以民俗学的实践与国民社会为题的国际会议。以上两次会议都邀请了中国民俗学家与会。据悉,民俗实践与日常生活是日本民俗学家已计划并开始实施的一项国际合作项目,今后数年,将围绕该议题连续召开年会(已有中国学者受邀继续参会),汇集阶段性成果,并形成(凝聚中、日、韩、德四国学者研究成果的)最终成果,尽管我们承认科学无国界,但我们更愿意我们的研究成果首先以中国民俗学的集体形式贡献出来,这或许算不上好高骛远。因为难以否认的是,韩国和日本民俗学家召开的这两次会议的主题,正是中国民俗学家从1990年代开始,已持续讨论了二十多年的问题。与民俗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同步,二十年来,中国民俗学在诸多具体的研究方向上,也都取得了不俗的进展。现在的问题是,尽管二十年来中国民俗学成绩骄人,但没有能够更好地配合成一个统一的、有机的,即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以及各个个案研究之间自觉地相互阐释、相互支持的整体格局,换句话说,每项具体的研究方向因为没能在整体格局中获得恰当的位置并由此获得结构性意义,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以及能够更好地发挥的社会影响力。  如果从1810年代(格林兄弟)算起,世界民俗学已经有接近二百年的历史,但是,民俗学在各个国家的缘起,并不具有整齐划一的功能和价值。如果说在欧洲,民俗学反而是起源于反启蒙的浪漫主义后现代性;那么只有在中国,民俗学才真正是起源于启蒙的浪漫主义现代性(甚至可以追溯到宋明理学的新民理想 [1]),只有在这样一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互激荡的新民主义运动的百年学术史中,中国民俗学才能找到自己恰切的位置,并认识自己本真的意义。以此,民俗学的关键词folklore(主体 文化),显然更适合于描述中国现代民俗学,而且,为folklore正名的任务,至今在中国也仍然是一项未完成的现代性方案。就此而言,民俗学的中国实践或中国经验,对于世界民俗学来说,也许更能够开发出普遍性的理念甚至理论,因为中国民俗学从其诞生之日起,眼光就朝向当下、朝向未来,朝向理想(而这正是本质性的东西之所在)。  而在经历了一百年的发展后的今天(从1920年代算起),中国民俗学正处于学科史上的最佳时期(尽管如上所述确有不如意的地方),我们的理由是,因国民的有机团结而形成的现代社会为多样性文化提供了充分的存在与发展空间(对异端的排斥恰恰证明传统社会不是民俗传承的黄金时代)。具体地说,民俗复兴作为自我意识的地方性表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制度化努力的国家行动,都为中国民俗学服务社会、造福人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同时,在参与学术实践的社会过程中,提升、完善我们民俗学本身,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现代学科,已是一件可以期待的事情。值得提醒的是,活跃在当代学界的中国中生代民俗学家群体,是中国民俗学学科史上难得的一个学力整齐的学者群体,而这也就在无形中加重了这一代学人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通过我们这个学科、通过我们的知识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学术观念,证明民是自由的人,民俗是有价值的文化,从而参与到推动社会进步的整体进程当中(如果民俗学者能够参与其中,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那么我们才会感到对得起自己),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在今年内组织、召开一次民俗学的务虚讨论会,专门就学科内部各个方向之间的相互联结的统一性问题进行讨论,而在会议正式召开之前,先期在民俗学论坛上开通专栏式贴吧,凡愿意参会的学者,均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将论文或论文提要贴在网上,并参与网上的讨论;最后,根据各自论文的主题、内容,自愿组合成不同议题的panel参加实体会议(会议的具体时间、地点再定)。为此,作为会议的倡议者,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会议论题各个选项之间关系的路线图,该图示体现了会议倡议者对中国民俗学的各个具体研究方向在民俗学的整体格局中的结构意义或价值关系的理解,以供参会的学者提交论文时,方便从其他相关角度考虑自己的选题。当然,该图示中的选项肯定是挂一漏万的,所以我们采用了AT分类法的开放式表述,以便每位参会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从中选择有兴趣的题目,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填补其中的空白,以及建议修正甚至推翻整个分类系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分类系统中,民俗学的重要概念(3.)、民俗学的基本问题(4.)和民俗学方法论(5.)部分,没有再从范式(1.)和理论模型(2.)的角度予以区分,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可以从不同的范式和理论模型的角度,分别使用民俗学的概念和方法,并讨论其基本问题。以此,同样的生活研究,既可以属于理论民俗学(1.1.),也可以属于实践民俗学(1.2.)。再如,即将召开的民间文化青年论坛2014年年会主题中国人的风俗观和移风易俗实践,既可以属于生活研究(1.1.2. 或1.2.1.),也可以属于民俗史(民众生活史)研究(5.2.)。当然,在不同关系位置上,生活研究、移风易俗实践也就获得了不同的结构性意义。


吕微 户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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