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杂志:知识青年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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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情况还可以,母亲就生了我一个,父亲给生产队放羊可以算是高收入家庭,没有饿过肚子,没有吃过粗粮,到年底还能领到三四百元的工资。这就是人少的好处,所以我从来不反对计划生育。(叔叔是科级干部,子女七个生活比我家差多了)

        1969年11月份大春收割后,国家取消了对知青的粮油供给。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啥子叫落户农村。我们开始了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农村生活的首次分配。治远、泽云、克服、兴炳和我五个男生是一个家,每人分得红苕300斤,谷子120多斤,香谷(一种细长的糯谷)30多斤。分得现金10多元。队长和会计说:这是你们明年的口粮哟,要节约到吃哈。我们几个知青十分感慨。劳累了一天,晚上,大家躺在铺上,沉默不语,没有龙门阵摆,也没有话说。我翻起爬在铺上,用肘撑起身,就着蜡烛,记下内心的感受:苦,大春分粮一百五,不倒补,来年咋对付。1969年12月27日。

想当初,厨房才开张时,米、油、肉均不足,进出鸡窝的尚是几只小鸡娃。清贫时,数日不见油星,只能炒辣锅菜,就是把锅烧热了,就把菜倒下锅去炒的。十几天不沾油,连铁锅都会生锈!平时,四人围桌旁,一大盆米饭,一大盆少油的鲜菜;管它油水足不足,味道好不好,都是自己弄的,顿顿一扫光!

这只能证明你当时太笨太懒了!我家六十年代中期(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开始,每年都杀一头大肥猪!到七十年代,家中人口多,到腊月要杀三头!一年天天有腊肉吃。到八O年,二十多岁的我,已然在当时县委会前盖了两层小洋房!现还没任何毛病!比现在又新盖的也差不了多少!当年只要人勤劳,挣钱很容易,并只是在城内!唉!不过像你这样的人到处都是!至今我的同龄人照样住着土改时政府分的百年老屋!随时要政府部门照顾。人又笨又懒!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奈!

        边远山区,贫穷落后。革命老区的乡亲,朴素实诚。社员轮流请我们。乡亲们把家中准备栽秧打谷子才吃的腊肉大米和酒拿出来招待我们。吃饭时都只有男主人陪席。 他拿出供应农忙的酒陪我们喝,亲热的叫我们吃菜,自己却只在慢慢地喝酒,少有吃肉菜,甚至根本就没有碰一下桌子上的肉菜。主人家中的老人小孩全到厨房去,吃着搭配了干红苕叶酸菜的饭,我们后来才在社员家发现,家里的老人小孩根本没有肉吃,仅有的是鼎锅里剩下的煮肉的油汤,再掺入些米汤,加入一些酸菜做的酸菜汤。家里的女人们着站在我们身后,看我们吃完,便马上给我们添饭。刚开始时,几月没有见过晕腥的我们端着碗,眼睛盯都着桌子上的腊肉,桌子上少有青菜,有的只是乡亲自家晒的干菜,新鲜的蔬菜是稀罕物。酒我们也不喝。每当桌子上的菜吃过半了,我们才吃自己碗里的白米饭。当碗里的饭刚吃过半,站在我们身后的女人们便把手上端的饭,扣到我们碗里,大家说点客气话,便自顾吃饭。吃到最后了才发现,原来碗里早让主人家埋好了半碗肉在里边。这让我们几个知青真不好意思,一种深深的地感动油然而生。吃过几家,家家如此。我们过意不去,问及主人,他们却说:这是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待客之道。我们几个知青一致觉得应该给请我们的社员说明。再后来每到一家,我们都告诉主人,千万不要把农忙时的东西弄来给我们吃了,到农忙时你们吃啥子哟。主人虽口头应答,到吃饭的时候依然如故。乡亲们的关怀,让我们五个楞头小伙熬到了小春粮食出来。现在时时回想起来,总还是难抑感动。

我们4个男知青,就聚为一个灶,一块开伙。

大部分农民因贫困缺钱舍不得吃肉,把肉票卖给贩子从中赚点小钱购买些生活用品。

        感谢老乡们的真诚相待,帮助我们渡过了那一段最困难的时光。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后来。第二年,没有国家发给的每月伙食费了,是靠个人自己的劳动工分分得的粮食、现金来维持生活。这时,同灶的灶友中,收入就有了差别。然而,我们仍然按照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默契,共有共享,不分彼此。灶上缺少什么,手头有钱的就主动去买,没有彼此计较,也没有记账。再后来,同灶的知青中,陆续被招工出农村的,都只出售了为了换取城市粮食关系而不得不按照当时规定必须卖给国家的基本口粮,只带走自己的被盖卷和一些私人物品,其余的东西,如粮食等物品,都留给尚在农村的知青。道理嘛,很简单:出了农村,每月有了工资,生活节节高了;留在农村的,还要苦熬啊!

记得七十年代时我参加本县水利工程建设,只有国庆节,春节时才会集体加餐。除了上头分发每人1斤肉,红糖1斤外。大小队也会送来慰问品。其中鱼肉1一2斤,花生2斤,其它物品若干。哪时我们舍不得全吃,会留下一半带回家里。因为家里人生活比我们更艰苦。

         我们的新居和队长兄弟四家同在一个院内。房屋前的田坎上,有一棵20多米高的落叶树(树名想不起了),上边有生产队唯一的一个喜鹊窝,很大。那时正值阳春,喜鹊夫妻每天都在寻食觅虫,抚育窝里的三只幼鹊。日子久了小幼鹊们渐渐长大,叽叽喳喳,扇动着翅膀,它们想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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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八十年代食品站仍保留着,但私人屠宰开始出现。农民经济已有好转吃肉不再困难。市场上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七里坡有一条由石板铺成的古官道从生产队穿过,在古道的一旁有一间20多平米的青瓦白灰土墙房,房内有半边木楼。据说原是大队的一所小学,楼下一半是教室,一半是厨房,半边木楼则是老师的卧室。后因学校迁到井子坪去了,它就被空置下来,便成了我们临时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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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70年代只能过节吃肉?我家就一平民百姓,76年我知青一枚招工参加工作了,此时我还有两个弟弟在读书。当时我家条件好多了,几乎天天吃肉,吃鱼,吃蛋,国家每个月有计划供应,菜市上鸡鸭鱼蛋都有买,只要有钱吃什么都有。那时鸡5毛钱一斤,鱼3毛多钱一斤,有时还有狗肉卖,我们县里出产的雁鹅菌好吃极了,只要5毛钱一斤,现在要80元一斤。我到时工资是20多元,我父亲50多元,我姐30多元,我母亲20多元,我们全家工资总和为130多元。按每天一元钱菜钱来算,一个月只要30元,可以买一斤肉0.76元,鸡蛋4个0.2元,白菜2斤0.01元,萝卜2斤0.01元,茄子1斤0.01元,冬瓜1斤0.01元。这就是当年的生活状况,一元钱可以一家人天天有肉吃!你说当年生活好不好?那些说70年代吃不饱饭的全是放屁!那时个月30斤粮食还吃不饱这不是屁话吗?现在有谁一个月吃30斤粮食?

         社员看在眼里很是不忍,找队长建议,把我们年前丢了不吃,留下准备喂猪的红苕皮做来吃。红苕皮好的坏的混杂在一起。社员指导我们把红苕皮淘洗干净,炒干,磨成面。然后再把苕皮面和好,做成红苕皮面饼,放在热锅边,炕得稍硬,取出来再上竹蒸格蒸,蒸格下边做胡豆叶子和油菜叶子混合的二叶菜汤,配合着苕皮面饼吃,汤里只有盐味,没有油。那时烧柴,柴湿烟大不易燃,要用吹火筒,吹火筒是一种用两节竹子做的,一头留节钻孔,另一头去节,把中间节打通,便可用嘴巴贴着去节的一头,鼓起腮对着冒烟的湿柴火星,不断的使尽地吹气,直到柴燃烧起来。烧火的同学不小心把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打翻到锅里,赶忙站起来伸手从锅里抓起煤油灯,大家一阵埋怨。红苕皮面饼蒸好了,从锅里将蒸格端出来,大家闻到红苕皮面饼的清香,哽着脖子吞清口水,不管它烫不烫,用手抓来就吃。吃着既软,闻着又带点香甜味的红苕皮面饼,虽然烫嘴,但还是囫囵吞下。

我们四人,共住一间寝室。厨房,就在寝室的隔壁。

半斤肉还尽量得挑肥的买,然后熬成油好做菜,因为那时候豆油每人每月只有四两,好做什么用?半斤肉去了肥的,剩下的还有多少?基本上等于就是吃素,可是没办法,那时候就这样,你有什么办法?

        我下乡的东方红大队四生产队,属深丘山地,海拔八百多米。东方红大队历史上原名井子坪。说是坪,是指大队的一、二、三队,第四生产队并不在坪上,而是在紧靠田菜公社一侧,一个叫七里坡大山的半山坡上。整个生产队在不到一公里长,三百米宽的狭长的台坡地上。每天太阳一露头便照耀着整个生产队,直到夕阳西下,收尽最后一抹霞光。我想之所以叫东方红,除了文革应境之作,便应当是由此而名了。全队只有十来户人家,百多人口。

原标题:生活杂记:知青灶

记得母亲喂了一头猪,一年多了拉到公社收购站称了八十多斤,收购站表扬母亲猪喂的好,奖了十五斤肉票,每斤肉七毛钱,这是我家吃肉最多的一年。这可是真实的。

        刻骨铭心的知青生活,萦绕心头,不经意间就将我带入那个留在记忆里的岁月,时时让我怀念,常常激我奋进,人生就象单行道,怨悔都无益,走过了就无可回头,向前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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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时候中国农村的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活贫困。边远山区就显得更加贫穷,靠天吃饭。生产队坡耕地多,收成少。千百年来传统的水稻种植,需要保证水稻生产用水,所以稻田全都囤水,亮晃晃的象玻璃,老乡们叫它玻璃田,又叫存水田。存水田只产大春水稻一季,且亩产只得三、五百斤。生产队唯一的小堰塘,不驻水,按社员的说法是:白天装太阳,晚上装月亮。我们便从这里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活。

知青下乡后不久,就打破了大锅饭,进行了分灶。耍得好的几个,就聚到一起开伙,成为灶友。

问:七八十年代,七八毛钱一斤的肉只能过节吃。如今二三十元一斤的肉经常可以吃,你怎么看?

        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多久,能吃的东西都吃了,整个生产队连蛇都极少看到。青蛙繁殖的季节,少有青蛙鼓舌。离春种春收还有一些时日。队长再次召开社员代表会,队长说:“一定不能让响应毛主席号召,到我们这里来落户的知青出事哟!”讨论决定生产队干部带头,安排我们到好过一些的人家,轮流供我们吃一天饭,渡过青黄不接的日子。为了不让我们尴尬,生产队商定的名义是:知识青年下乡落户到我们这里来,就是一种缘份,过年你们都回家了,现在请你们吃顿饭,就好比团年嘛。

生产队的水田多,所以我们的主食是大米。生产队分得的和自留地里收获的玉米,主要是用来喂猪,喂鸡。喂鸡最盛时,有十几只鸡,一大群。一只公鸡,几只阉鸡,其余都是母鸡,每天在鸡窝里收获数枚鸡蛋。喂食的时候,拿碗舀一碗玉米粒,或是拿几个玉米棒子,在厨房外的院坝上,“喔哦哦”地唤一声,鸡们就蜂拥而来,饱食一顿玉米粒。我们出外串门去了,厨房门是要锁的,这些鸡怎么进到鸡窝里呢?有办法。我们在厨房门口侧边,靠门框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大小刚够鸡们钻进钻出。这样,在天快黑时,鸡们就自动进屋入窝,安居;天亮时也自动离窝出屋,去外寻食。母鸡们产蛋,也自动进出鸡窝,我们就只是在鸡窝里捡拾鸡蛋了。

七十年代的猪肉价格是9毛一斤。而且要肉票。好像是每月2斤吧。那时,一家有5-6口人。那每月就能买10斤肉了。一顿吃一斤。每周能吃上两顿了。也可以了。但是。你家的收入得有90元才行呀。那时家中多数都是男主人一人工作。工资平均70元吧.所以。。收入少的家庭肉号就吃不了的。送亲戚邻居了。钱不够花呀。所以就出现了你说的情况。

       1969年3月,我与同学一道集体下乡到了苍溪县东溪区田菜公社东方红四队落户。到公社的那天下午,生产队长刘泽学和会计刘泽远带着一帮年青社员,到公社亲自来接得我们。

来源:博客“dtc1949”,网络配图。

往事只能回味

        好吃!好吃!大家忘记了煤油灯带来的不快,异口同声地边吞边说。再吃时略感苦涩,当吃第二块时,红苕皮面饼已经不烫了,可以嚼着吃了。忽然,大家面面相观,都停了下来。原来红苕皮面饼细嚼起来又苦又涩,满口泥沙,无法咀嚼。当晚,我写下了苦,豆叶苕皮面饼做,油灯翻,兄弟食如虎。1970年4月5日,田菜公社东方红四队。虽然红苕皮面饼既硶又苦又涩,但是比起社员吃红苕叶、松花面来,我们免强还能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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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1970年春节前夕,我们把舍不得吃的30多斤香谷,从生产队称出来,全数打成香糯米带回了家。

头一年,每个知青每月有七块五的伙食费,按月到公社信用社我们的账户上去支取。我们4人,每月收入是30元。每月的开支,首先是购买生活必需品,如每人每月供应的35斤大米,半斤菜油,半斤到一斤的猪肉,盐,晚上马灯照明的煤油,等等。有的同学,家里有支援的,买点烟,都是4人共享的。这种共有共享的低水平生活,我们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

编者,写的不对,八十年代,不带骨头带皮肉9角,虽然要肉票,几乎每天都能吃到,来2毛肥瘦,每月都能吃1一2次的红烧肉,(天津)每人每月一斤肉票,二毛肥瘦炒菜不要票。如果现在九十元一斤肉,想吃到七八十年代,养一年的猪肉,骨头里带着骨髓,炖锅肉香半个胡同,再也没有啦!!。别把那个年代说的那么次,那么穷,回家问问老人,再下笔!

         当带着在家过年的兴奋状态返回生产队时,我们还没想道去年分配的口粮去冬已经吃完了。队长和会计是朝鲜战场下来的志愿军,都当过班长,对我们几个知青疼爱关心。我们返队后,生产队召开社员代表会,会计说:“这几天知青都回来了,咋整呢,他们的口粮都吃完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我看马上要整秧母田了,去年留下的谷种,还有富余的,可以拿出一些来帮助他们渡过这一阵子。”队长沉思一会儿说。最后商定给我们每人称30斤种谷子。我们才渡过了春节后的这段日子。

灶友一个个地跳出了农门,我也转为了城市户口。我们的知青灶,由最初的贫,发展为盛;随着灶友的减少,再由盛而衰。我离开时,还剩下一位灶友,成为孤独的留守者。以后呢?我没有问,也不必问。因为大家都跨越了知青生活阶段,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

生产队是记工分按劳分配,男劳力一天好了能挣一个工,女劳力正常就是六七分工。队长组织能力好了年底一个工(十分工)能分到一元过的钱,每个劳力还可以分到四百到八百斤粮食(这可是按参加劳动的人分)。队长能力不好,年底就成倒欠户,生活是很差的。这就是一个60后对生产队的记忆。

       过完春节,大家相邀返回生产队。正值青黄不接,生产队的社员们,家家一日两餐,用挂在山坡树上的,住房外屋梁上的,晾干了的,已经发黑的红苕叶当菜做稀饭,锅里难得见上几粒米。那时人畜粪肥少,还没有听说过化肥。人们把田边、地角、山坡上的草铲了沤青肥,或把草皮倒入田里肥田,野菜自然也就极难寻找。有的社员家为了生活,将松树的花采回家,晒干,抖出里面的花粉,他们叫做松花面。松花面微苦、涩、含有松油,吃起来有浓浓的松油味,极难吞咽,吃后不易消化,排便十分困难。

一年后,厨房已大为改观:房梁上,是大堆的柴块;灶口上方,挂了几块腊肉在薰。柴火足,米袋满;鸡成群,坛有油(杀猪后,将肉切成一两寸大小的肉块,和猪油一起,下锅煎熬;至油可淹肉后,将油、肉共贮于一坛中,密封之,可存数月)。我们的餐桌食品也有了很大变化:既有自产的油、肉、蛋和自留地里的新鲜蔬菜;也有用自留地收获的或生产队分得的小麦从荞窝农场换来的干面条,自做的水豆豉、铡辣椒等。饥肠辘辘时,烧半锅开水,下半把面条,烫几匹叶菜,坐待可餐;久思美食时,舀一瓢肉油,取几枚鸡蛋,炒出满屋香,孰可解馋?有朋自远方来,或取下腊肉,刮洗煎炒;或磨刀捉鸡,杀烫煮烹,配以屋旁自留地中之绿色蔬菜,成就待客之美味。最忆是杀猪时,锅中飘香,刀声不断,大碗盛饭,大盆装肉,宾客如云,豪论似火!此乃厨房的极盛时期也!

七八十年代肉已敞开卖了,我七一年参加工作在饭店七二年当负责人(现在的经理)每天去食品厂买一头猪(白条)大集二头。蒸饱子炒菜用。食品公司也敞开供应。人们舍不得吃是真的。鸡蛋也不凭票。食用油紧张是真的。用猪膘炼油炸油条。至于舍不得吃这与人们的消费习有关。老的与年轻的差别最大。要说现在年轻人挣的是多啦,但你们手里有存钱儿吗?要看花钱,吃得谁也比不了。有的老年人还这也想着孩子,那也想着孩子,那个孩子比你老家伙不舍得花钱。就连上学的学生比老家伙们也敢花(钱)。如果你不信可留心以下高校附近的超市,名吃。这是消费观念问题,老年人怕遇到事,手里没钱,年轻人不想这些,可能跟肯老有关。肯不了老的,个人知道,甭吹。

活着杂志:知识青年灶。活着杂志:知识青年灶。        我们的新居,是生产队利用农闲修好的干打垒青瓦房,一门三间,中间进大门是厨房,左右两边是住房。我们搬进去的时候,房子的地面和墙壁还没有完全干,新做的老式木床和储粮食的柜子,还散发着淡淡的松油味,将地上压出一个个坑来,站在地上脚底很凉,一夜起来,被褥、衣裤都是潮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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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刚好在农村,肉是天天有,猪是自己喂的,但不是新鲜肉,是腊肉,而且还是肥肉,除了杀年猪那几天吃到鲜肉,要吃鲜肉就只有现杀鸡羊了,偶尔也杀狗,或生产队杀牛,或用大米换大鱼,或自已下河捕黄鳝泥鳅小鱼。所以一年到头腊肉是不愁吃的,就是缺少蔬菜,一年四季自留地里出什么菜的季节就吃怕什么菜,什么菜也没的季节吃怕干邦菜干辣椒和大锅油茶,一年四季都吃怕的就是肥腊肉,吃不怕的只有大米饭,这就是我以插队集体户知青身份所经历的七十年代的农村。

活着杂志:知识青年灶。        我们的家,楼下原来教室的部分,放上了木柜子,饭桌,农具,厨房的柴灶和案板改成了大的、水缸换成大石缸了。靠古道一侧后墙的墙角处有一架木梯通向楼上,是我们的卧室。我们几个一米七五以上的高个子,进入卧室连头都抬不起。卧室大小刚好容下我们五个知青,我们只能就着木楼板搭地铺紧挨着住下。队长说农忙过了就给我们修新房。

一进厨房,左边是一口大灶,灶口对着外墙。灶台宽大,安放了一口铁锅,煮饭炒菜都是用它。灶边,靠墙根一字儿摆开的,是水桶和几个泡菜坛。厨房的中间,放了一张矮桌,四根条凳,吃饭用的。最里面,在右侧墙角的是一个案板,齐腰高,切菜用的,上面摆放着菜刀、菜板,碗盆筷勺,等等。在左边墙角是一个木板架,是几块长木板架在两摞土砖上面。木板上面,是几个大口袋,分别装着米、糠、玉米粒儿和玉米面;还堆放着我们的几个背篼。木板下面的空间,是鸡窝。

我是东北人,我不知道南方的事情。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当年曾经帮助过我们的父老乡亲。

哪时候肉价极低每斤只有0.7元猪肉质量好,农民只能是家里有红白喜事或重大节日时才能吃点肉。每次去公社购买肉食很不容易的。有时半夜上食品站排队领号,食品站每次供应有限。常常无法购买。

         三月中旬四月初,是油菜还在生长,豌豆、胡豆开始座花,小麦抽穗,自留地里蔬菜跟不上吃的季节。堰塘里与囤水田里连鱼、泥鳅、黄鳝、螺蛳都没有。公社根据农村贫困户和知青们的具体情况,向上级和国库申请退库粮,救助农村极贫的困难户,我们这些知青也得到了30斤大米的退库粮。我们总算熬过了青黄不接最难受的日子。

满满的是回忆。我是50后。对那个逝去的岁月记忆犹新。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一天傍晚,正练飞的一只幼鹊突然从高高的窝上,斜着飞下地来,接着,那两只也飞了下来。刚收工回家的兴炳赶忙冲过去把幼鹊捉住,提在手里跑回来喊:小伙子们烧水。水烧开了,他让凉一会,用手试试水温说:可以了。便提起三只幼鹊的腿,一起放入烫水中翻来覆去地烫,幼鹊叽叽地扑腾着翅膀叫着,慢慢的就没有了声响,不动了。我们四个小伙子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吞着口水,又插不上手。这时兴炳在锅里一只只地将幼鹊的毛蜕净,取出放在案板上,一边安排我们洗锅,摘葱姜,一边熟练的把幼鹊的内脏抠除,用刀斫去嘴壳,脚爪。连皮带骨,麻利地用刀背将幼鹊砸碎,砸成肉茸,码上盐。再将葱姜切细。没有油,咋做啊。我们都看他操作。锅烧热后,他用手在锅内试了试,很热了,便往锅里渗了点水,当油煎,水一下锅即炸到沸点。看看水快干了,他把葱姜沫倒入锅内迅速地翻炒几下,立即把肉沫倒入锅里快速翻炒,很快我们就闻到了带着葱姜味的肉香了。退火!兴炳命令到。迅即将炒好的肉起锅。嗨,不错,有一大半瓷碗呢。两、三个月没尝到肉滋味了,大家没有推让,也没有讲究了,拿起筷子,挤在灶台前,享用着幼鹊带给我们的美味,也感叹着:造孽啊,都可以飞了。为了记住三只为我们而牺牲的幼鹊,我写下了:苦,捉回幼鹊去毛肚,砸骨肉,无油渗(煎)水做。1970年4月5日,田菜公社东方红四队。那以后,我们在兴炳的引导下,还吃过猫肉。

六六老翁。

        种谷子,退库粮吃完了,这日子还要继续过。好在胡豆已经开花座果,油菜长势也不错。生产队商量着将仓房里仅剩的瘪壳谷子,给我们每个知青和困难户各分了30多斤,让我们打起做饭吃。瘪壳谷子是那种不饱浆,米粒不饱满,只能喂禽畜的的谷子。队长安排社员帮我们加工。结果上打米机一打,出来的大部分是糠壳。用风车一风,从二道米口出来的只有少部分碎米花。说是碎米花,实际上里面有三分之二是谷头子,社员叫它谷锥子。它就是比一般谷糠多点碎米花的米糠。后来社员告诉我们说:这种米糠猪都不吃。生产队又特许我们几个知青,在社员带领下到油菜地里采一些油菜根部的叶子,胡豆下半茎上的叶子当菜吃,社员是不允许采的。社员教我们做这种特殊的饭。先把水烧开后,边向锅内撒米糠,边用筷子不断搅动,直至撒完米糠,煮沸一会儿,然后加入洗净的菜叶,煮几分钟就可以食用了。我们几个饥肠辘辘的年青人围在灶前,看着煮沸的稀饭,闻着菜和米糠的清香。社员说可以吃了,我们便各自舀起一大碗,没等到饭冷就端起碗,用筷子顺碗边拢到嘴边喝起来。滚烫的饭一入嘴,烫得摇头晃脑,张嘴边吸着冷气,边用舌头在嘴里将喝进去的饭搅动几下,还没尝到饭的味道,便下了肚家坝了。再喝的时候,那饭里的谷头子满口窜,把喉咙刺得生痛,咔出来的东西里还带有点红色,我们五个知青端着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言以对。

八十年以前的大集体,我们队遇了个好队长情况还是可以的。队上有油房,养蜂场,养猪场,过年的时候可以分四五斤香油,两斤蜂蜜,再杀上一头猪,每家分上两三斤猪肉。这可是一年的生活搭配。

现在呢。我们家庭收入都在8000左右吧。猪肉13元一斤。能买600斤呢。七十年代工资70元。只能买80斤猪肉。这就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猪肉。牛肉。羊肉。及各种鱼虾。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提高了。幸福了。

卖着吃油蜂蜜肉几乎是不可能的。

七十年代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吃肉确实不易。农民们养猪不能自杀自食,必须卖给公社食品站。食品站按级别返给农民部分肉票。

只能回忆那个年代,不能想往哪个年代,物资匮乏的年代不能和现在比,生活在当代还是幸福的。

信口开河。八十年代前我是农民,能吃饱,买肉要票,过节才有的吃,农民卖了猪可以返还一部分肉票。这是真的。八十年代后就不一样了。八十年代初工资虽低,物价也低,八四年时几毛钱一斤的肉,几毛钱一斤鸡蛋,几分钱一斤菜,天天炒菜吃点肉,和现在一样,还不是问题。我是八二年一月大学毕业在宁夏参加工作的,当时买粮用粮本,一毛钱一斤白面,但私人粮店已经产生,肉菜蛋农贸市场有卖,当时我转正工资在六十多元,顶现在五六千元没什么问题,结婚买一套好沙发才三十元,还不存在吃不起肉的问题。有些年轻人没经过那个年代,不知道那个年代没有失业一说,人人有工作干,人人有饭吃,消费能力并不弱,就是住房小,当时规定一般人住房五十多平,处级干部七十五平,房子是分配的,工资就是吃穿用。九十年代初物价一飞冲天,二千年后更是飞跃式上涨。现在住房商品化了,房子大多了,贫富差距大了,没房的一辈子也难买起房,有钱的占多套房,城市有些当年在集体企业退休或下岗的老工人,在我们山西初始退休金四五百元,涨了十几年也才一千多,但物价上涨了多少?有些老太太在市场拣菜叶吃,他们日子好过了吗?他们生活提高了吗?他们天天有肉吃吗?好在大多有当年分配的一套房改房,虽小虽旧,但还不至于无房住。年轻人不知道过去,就别瞎咧咧了。

每个时代有其时代特征,一个时代有其使命。愿我们回忆过去,珍惜今天圆梦明天!

在我们东北文革的时候,每人每月只有半斤猪肉,四两豆油。我们这里买肉最少是半斤,低于半斤都不卖。像听说上海江南那一带买一毛钱两毛钱的肉,东北没有那事儿,半斤一般都不愿意卖,都是一斤以上,所以我们那时候吃肉非常的艰难

七八十年代猪肉凭票供应是不假,每人每月半斤,但是,那时候排骨猪爪猪头等都不要票,自由市场上活鸡活鸭活鱼等都有卖的,一般老百姓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条件好些的家庭,每天都能吃上荤的也不在少数,要说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肉,是三年困难时期。那个时期确实是真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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